霜染重阳，思亲更念传渠人

邓军强

九月初九，天高云淡，菊花初黄。

我给母亲打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她笑着说：“刚包了饺子。”停了一下，又轻轻补了句：“要是你爸在，准又说，儿子回来得多搁点肉。”电话两头静了片刻。我听见母亲把话岔开，问我天凉了有没有添衣裳。可那一瞬间，父亲的样子就浮在眼前——他生前也是这样，嘴上说着“别惦记家里”，心里却把每一个节日都数得清清楚楚。

父亲已走了多年。可每到重阳，我总觉得他还在。他的白头发、慢脚步，他坐在桌前剥蒜的样子，他送我到村口时那句“走吧，别误了车”——都像秋后的霜，薄薄地铺在记忆里，一碰，就湿了眼眶。

但父亲留给我的，不只是这些。

小时候，他常把我抱在膝头讲红旗渠的事。讲张买江他娘把儿子送上工地，说“不修好渠别回来”，讲铁姑娘队腰系麻绳悬在崖上打钎，讲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修渠人，一个馒头分两半就是一顿饭。他讲这些时眼睛发亮，声音不高，却一句一句砸进我心里。那时候我不懂，问他：“爸，你修过渠？”他摇头笑笑：“没有。可咱吃的水，是人家拿命换来的。这故事，得有人记着。”

我记着了。后来我长大了，走了很远的路，学了别的行当。父亲走的那年冬天，我回村料理后事。路过渠边，看见几个外地游客站在那儿拍照，举着手机东问西问，没人给个明白答案。我站在那儿听了半天，想起父亲坐在田埂上讲渠的样子——眼睛发亮，声音不高，一句一句砸进人心里。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他的话：“这故事，得有人记着。”后来我辞了外面的工作，回到了这片山。

头一年回村讲渠，我带了十几个孩子沿渠走。走到“青年洞”那段，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突然蹲下来摸崖壁上的凿痕，抬头问我：“叔叔，这石头上的印子，是锤子砸的吗？”我说是。他问：“那砸锤子的人呢？”我一下子没答上来。旁边一个放羊的老汉搭了腔：“砸锤子的，是你爷爷那辈人。都走啦。”小男孩“哦”了一声，又摸了摸那道凿痕，站起来跟着队伍走了。就那一下。那个“哦”字，让我在回去的路上半天没说话。

前年村里开座谈会，我旁边坐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修渠人。问他当年最怕什么，他想了半天，说：“最怕过年。过年就想家，想娘。”说完他自己笑了，摆摆手说“不提了不提了”，可眼圈红了。他们脸上的皱纹，像极了山壁上的渠线——那是一部不用文字写的历史。

今年省里为红旗渠精神立了条例。我去告诉他，他愣了愣，问：“还有人记着？”我说：“记着。”他搓了搓膝盖，没再说话。窗外的渠水声很轻。

母亲一天天老了，脚步也慢了。父亲走了这么多年，叮嘱还在耳边。

九九重阳，登高望远，望的不只是远处风景，更是远方的家。而今年重阳，我心头还压着另一份沉甸甸的念想。

父亲讲过，太行山深处那道渠，叫红旗渠。六十年前，一群人用血肉之躯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“人工天河”。那时候，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、孩子的父母。可为了不让子孙后代再喊“水贵如油”，他们扛起铁锤钢钎，系一根麻绳悬在悬崖上，削平山头，凿通隧洞，把清泉送进了千家万户。

那一锤一钎背后，是一个又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——坐在田埂上、灶台前，把故事一句一句讲给儿子听。父亲当年讲给我的那些话，像渠水一样在心底淌了几十年。到我了，该换我接着往下淌。

父亲用嘴讲给我听，我用日子讲给别人听。那个在青年洞摸凿痕的小男孩，后来我听说，他又缠着他爸去了一趟渠上。

渠水还在流，讲故事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可只要有人还在听，那股劲儿就还活着。

九九重阳，愿天下父母长辈，都有人陪着吃顿热饭。也愿红旗渠的水，淌进每一代人的心里。

也在心里轻轻告诉远去的父亲：放心吧，家里都好，您惦记的人，我们都好好陪着。您讲的那些故事，我都记着呢——往后，换我讲。

作者简介

邓军强，作者系作家、书法家、社会活动家；中国政法大学制度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、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会员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。